在四川的人堆里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国庆生存法则

成都、乐山、自贡，这三个名字往国庆假期的日历上一放，基本等于三个字：人从众，但我偏偏去了，不是我头铁，是抢票软件只给了我这三个选择。

到成都的第一天,我就知道自己错了，春熙路的地铁口像开了闸的洪水，我被人流裹挟着往前走，双脚几乎不用沾地，有个穿汉服的小姑娘在我左边，手里的糖油果子差点戳进我鼻孔；右边那对情侣正在吵架，女的说“你看人家男朋友都帮女朋友背包”，男的说“可我这个包里装的全是你的东西啊”，我夹在中间，像个没有感情的汉堡肉饼。

后来我学聪明了,想看大熊猫，我不去熊猫基地排队，我去的是熊猫基地后门外面那条路，那里有个卖冰粉的大姐，她的推车上挂着一个望远镜，十块钱，你可以透过铁栅栏远远地看到几只在树上睡觉的熊猫屁股。“熊猫基地里面的熊猫也在睡觉，我这里的熊猫屁股和里面的熊猫屁股是同一个屁股。”大姐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哲学家的光芒，我觉得她说的对。

去宽窄巷子就更不必了,我*进了旁边一条叫“井巷子”的小胡同，那里有个老头在卖蛋烘糕，他做了四十年了，一勺面糊下去，铁锅转两圈，夹上大头菜，五块钱，我问他国庆生意是不是特别好，老头哼了一声：“都是外地人来买，本地人这个时候谁出门？”然后他看着我说：“你也是外地人，不过你能找到这里，不算特别外地。”

老头推荐我去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,说那里能看见“真成都”，我去了，茶社里果然全是人，但和外面的人山人海不一样，这里的“人”是静态的：喝茶的、掏耳朵的、打麻将的、发呆的，有个大爷看见我背着相机，手一挥说：“来，给我拍一张！”我端起相机，他摆了个喝茶的姿势，拍完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不行，没拍出我的帅气，重拍。”我笑着又拍了一张，后来他请我喝了一碗盖碗茶，我给他讲了三个小时我为什么来四川，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这不是来旅游的，你是来逃命的。”我想了想，没反驳。

在成都的第二天晚上,我突然决定离开，不是成都不好，是我觉得再待下去，我就要在这片安逸里丧失写作的动力了，我买了张站票去乐山。

乐山更夸张,去看大佛的人排队排得绕山三圈，我在江对岸找了一个茶馆，点了一壶竹叶青，坐在那里看大佛的侧脸，旁边坐着两个成都来的阿姨，在聊股票和她们的女儿，一个说她女儿在深圳，年薪五十万，但是三十了还没对象，另一个说她女儿就在乐山，嫁了个开出租的，天天回家吃饭，说着说着，两个阿姨就沉默了，江水哗哗地流，大佛一声不吭，我突然觉得这比亲自走到大佛脚下还有意思，大佛脚下的人看见的是大佛的脚趾头，我看见的是大佛和整个江面、天空、还有两个普通阿姨的人间烟火。

乐山好吃的太多,钵钵鸡、甜皮鸭、跷脚牛肉，但我印象更深的是一家没有名字的豆腐脑店，老板是个中年男人，动作慢吞吞的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开个美团，他说：“开了就要快，快了就不好吃了。”我排了四十分钟队，吃到那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懂了，那是我吃过更好吃的豆腐脑，里面有酥肉、有花生、有辣椒、还有时间。

从乐山去自贡,我没有坐高铁，坐的是绿皮火车，车上人多到行李架都坐不了，我挤在车厢连接处，和一个去自贡看恐龙的小男孩对视，他问我：“哥哥你是做什么的？”我说我写文章，他说：“那你写我呗，我叫王梓涵。”我说好，我现在就在写你，他笑了，露出一颗缺了的门牙。

自贡的灯会,大家都说好看，我也觉得好看，但更好看的是散场的时候，人潮退去，那些巨大的灯组还亮着，像一个刚刚结束的梦，我在出口处买了一串糖葫芦，边吃边往回走，身后是灯会的余光，前面是黑乎乎的街道，走了没几步，一个骑三轮的大爷问我要不要坐车，我说不用，我想走走，大爷说：“你走就走嘛，但你要小心点，这条路晚上有鬼。”我说大爷你别吓我，他哈哈大笑：“*你的！就是有野狗，当心点！”

我回到旅馆,打开电脑，准备写点什么，但更后什么也没写，我只是坐在窗边，看着自贡的夜晚，远处还能听到灯会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音乐声，楼下有个烧烤摊，烟雾升起来，混着孜然和辣椒的味道，我突然觉得，人潮也没那么可怕，只要你愿意*进某条小巷，愿意和那个多嘴的冰粉大姐聊两句，愿意接受一个陌生大爷的吓唬，人潮就会变成风景的一部分。

四川国庆,热门的城市一个比一个挤，但真正让我记住的不是那些著名的景点，而是井巷子的蛋烘糕、绿皮火车上那个缺牙的小男孩、还有豆腐脑店老板慢吞吞的那句话：“快了，就不好吃了。”

旅行大概也是这样,慢一点，*个弯，或许就能在人群里找到自己的那碗豆腐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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